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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背后的秘密-------作家王方晨的自述

发布日期:2013-03-27 15:02 浏览次数:

编者按:王方晨,金乡县金乡街道王庄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首批11名签约作家之一,他从1990年,正式涉足文坛以来,文思喷涌如潮,笔墨纵情挥洒,已向读者奉献出35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荣获国家和省文学奖,成为国内文坛的一颗炫目新星。

 

一九九○年,也就是二十二年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调到某市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局里开大会,参加单位包括市艺术馆、市艺术团,乌压压挤满了整个会场。我们局长展望未来,说,文化局在将来的几年中,还要发展壮大,全局职工人数将达到三百人。我听了是那么振奋!当时我也很享受开会的感觉,认为自己终于真正进入了某种体制之内,那么安全、满足。似乎自己要的,就是这个。似乎能够开会,才显得很“高级”,是真正地成了“公家人”,而且这种情结由来久远。

我们局有个刘主任,是个很和善的老头儿。我知道,他就很喜欢开会。已经到了九十年代末期,一天,我去局里看看,碰见刘大叔,问他忙什么呢,他就慢悠悠地回答:

“嗯,准……备……个……会儿,学……毛……选儿。”

哈哈,刘大叔瞒不过我,他哪里是为了学毛选儿!刘大叔爱热闹,我知道。刘大叔爱扎堆,更瞒不住我。刘大叔在办公室养了鸟,大家去了都夸那鸟,刘大叔听了就很高兴,在大家中间像是一慈善的老家长,大家都是孙子(没贬义)。

要开会了,刘大叔戴上老花镜看报的样子更慈祥。刘大叔就像刘爷爷了。呵呵,大家还是像孙子。

祖孙一堂,其乐融融。

有一次,我拿定主意认真开会,一边听一边注意观察,一边忠实记录,人们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尽量一字不差。比如刘大叔慢悠悠地说:“油田电视台……就不咋地,净放……英国片儿。”刘大叔的意思是说,油田电视台不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并不是说油田电视台真的就“净放英国片儿”了。

这次会我从头记到尾,还起了个题目,叫“雨露禾苗”。记完了,大家争相传看,想看自己在开会时的表现,说了什么话。看完后大家忍不住一阵阵地笑。没想到这么滑稽,说的时候一本正经,不滑稽,记得也非常忠实,回头看竟能让人笑死。

开会强调政治性,其实是最没“政治性”的。大家都成了一家,成了爷爷、儿子、孙子,都回归了普通人,都像是刚生出来,还不是爹娘生的,是天生的,地养的。你跟天爹地娘挤一块,长天拥着你,厚土抱着你,多么地具有生命的安全感、神秘感。

在贫困的年代,村子里的人那么热衷于开会,开会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娱乐。时过境迁,人人皆得其所欲,但开会却远离了村里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短篇小说《歌逝》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个小说,重新燃起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希望。

一九九九年,在我为发表作品感到困扰之际,山西的王爱琴女士以极快的速度让它登载于《山西文学》。

这天,北京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文艺报》评论了这篇小说。我专门去图书馆,找到了郝雨先生的文评《小说不应令人欣慰》。他列举了包括《歌逝》的三个小说,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具有不让人欣慰之处。我非常认同郝雨先生的观点,但对他的分析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同看法。

从图书馆回来后,我马上胡写了篇《〈歌逝〉在说什么?》,提出生活不让人欣慰的,其实应该是我们远离了大地(苦尽甘来的主人公在楼上烧香),小说中傻女人小宝儿的人物设置,是我特意留下的一种隐喻。

文章寄给《文艺报》,可能第二周就被发了出来。

转眼到了二○○○年,虽然从《歌逝》发表以后还不到一年时间,但我又集中发表了一大批作品,已经不用再为发表作品发愁了。山东省作协召集我们一帮青年作家来济南座谈文学创作,写诗的王黎明,写散文的李登健、陈原,搞评论的吴义勤、施战军,主要是写小说的,张继、凌可新、路也、刘玉栋、老虎。

《文艺报》的胡军先生应邀前来,在座谈会上开口就说,今天很高兴能见到我,特别提起了我给《文艺报》写文章的事。原来他们去年新开了一个栏目,就是评论国内各文学期刊最新的头题小说,好像叫先擒王(存疑;年代久远,我快忘了),第一炮就是郝雨先生的《小说不应令人欣慰》,没想到马上就接到了我的《〈歌逝〉在说什么?》。《文艺报》发表此文,目的是为了引起争论。胡军先生像是表扬我的样子,不知道我在寄出那篇文章后,心里却是后悔的。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不过,从那以后,我倒是非常关注郝雨这名字。过去不会从网上查,近几年学会了,知他在河北某高校工作。

唉,挤一堆儿多么快乐啊。每看到《歌逝》,我都会想起那个时代的种种聚会。

去年五月份,我家安装了宽带,可以随时上网了。可是朝鲜二字害了我,吃掉了我大量的时间,因它害我总是忍不住手痒,去搜有关朝鲜的传闻。

朝鲜,我又亲眼看到了活化石般的种种集会的场面。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好像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大规模地挤在一起的,开会好像就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我知道,搜索此类新闻,不过是我百无聊赖中的消遣,而且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从此得到了多少欢乐啊,尽管我也知道,那无数欢颜的背后可能就是一颗颗刚刚揩掉的眼泪。

小宝儿的肚皮上生有一个柔软的大疙瘩,为她的男人所沉迷。哦,触之多么惬意,但是,这是病!

 

2

 

我们看到太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谎言之中。谎言无处不在,以致我们不再想到谎言背后的无耻。

二○○○年上半年,我的一批作品经过李敬泽先生的热心转发,频频见刊,让我创作的雄心大炽。在这些作品发表的同时,我也在精心设计一部新的作品,寄期望于它能够真正地从众多的文字中超拔出来。于是,我选择了关于“谎言”的命题。我就是要写写中国人实质上的精神处境。我们常常被谎言包围,但在这种包围中,个人何为?谎言不幸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许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一位父亲,一次次把谎言灌输进儿子的头脑,但这却是对儿子的保护。在儿子,是对这种方式的延续,至少在没有打破这种谎言之前,这种方式对儿子还是有价值的,甚至是生活的法宝。

小说完成,马上寄给了李敬泽先生。很快,得到了回话:

“你的这个小说,全中国也发不出来!”

一语惊醒梦中人。小说确实涉及了大饥荒、文革及林彪出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现在我要说出小说背后的秘密,虽然我已经说出了一些,但对最重要的秘密我决定仍将守口如瓶。

我不甘心真的发不出来,遂改动了小说的题目和人物的名字,适当调整了小说中的敏感内容,把它投寄给了《青年文学》的赵兰振。此前,《青年文学》曾同期发过我的两部中篇,并用我的大头照做了一期封面人物,《作家文摘-青年导刊》要给我做专版的介绍文字,也是通过赵兰振跟我联系,所以我跟赵兰振已经很熟。他看过小说后,认为小说的文字、叙述都非常到位。可是小说最终在主编那里搁浅。他很遗憾地告诉我,主编错过了一部好小说。

从此之后,这部小说就陆续以《好人之爹》、《家有表爹》、《咱家的表爹》等名字,无休无止地辗转于国内各大小文学期刊,《上海文学》、《岁月》、《天涯》、《收获》、《当代》、《时代文学》、《山花》、《清明》、《北京文学》……我不信它没有运气“蒙混过关”。○四年稿子落在广西的《红豆》,不料由于文字格式疏朗,排版之后发现占了四万多字的篇幅,遂被撤下。

这样,一直到了一○年,我清晰看到了小说人物的行为,可以“善行”二字为总。把“善行”抽出来,一下子使小说变得更明朗。

一部名叫《善行记》的小说随后就去了广东的《作品》。那里的编辑张鸿女士为我旧相知,她曾编发过我的《万宝的亡灵》、《猫狗游戏》等短篇,为人义气、负责,稿子到她手里我很放心。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决定问她消息,回说因为篇幅长已经转给了《广州文艺》的鲍十。没见鲍十那里有动静,我猜想仍然会遇到篇幅的问题,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就又给了《西湖》的吴玄。这次胜算的把握大,吴玄是新锐小说家,有“生猛气”,什么问题都将不会在他眼里成为问题。因为久不跟吴玄联系,拿不准他是否收到了稿子,过了一段时间没见回信,就又发给了《长城》的李浩。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感到《善行记》投对了地方。不为别的,就为李浩。当年初见李浩,他对我说,我们同期在《人民文学》发过作品。我蓦然想起来眼前的李浩就是李敬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同时提到的还有我和徐庄等。李浩获了那年的鲁奖,我听李敬泽先生说,李浩能获奖他很高兴。李浩的创作,也非常值得李敬泽先生为他高兴。

事实验证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善行记》在今年一期的《西湖》杂志上发了出来,它也同样没有逃脱李浩充满艺术敏感的目光。我非常遗憾地向李浩告知《善行记》已被《西湖》发表,实在是因为刊物沟通不及时。李浩表示理解,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们刊物也已经下稿。类似的事情我们杂志社也碰上过,人们发现多刊发表同一部作品,只会责备作者一稿两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沟通不及时造成的,并非作者有意所为。遇到这种情况,早发现还好,可撤稿,一旦稿子下厂,要撤就很麻烦,重发就重发吧,重发了也没几个人看到,不值几个钱儿,下次注意就是了。

从写出到发表,这部《善行记》走过了漫漫十二年的路,可是它却难免被误解的命运。我认为很可能是“善行”二字对读者造成了误导。我敢肯定地说,这不是一部宣扬乐善好施的作品。在一个饥馑的年代,很多人以所谓的“高级蛋白”即沤烂的“豆秸”充饥,主人公以一包袱馍馍从乡下换来一个媳妇,这个主人公对自己不懂事的儿子说:“我们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你相信么?你相信么?你不觉得怪异么?一位父亲要用自己的一生,保护自己受到伤害的儿子,但他除了谎言和善行,一无所有。

我感到不能过多谈论这篇小说,那就容我保守自己最后的那点秘密吧。

 

3

 

有一年,我与一个朋友探访济南的老街巷,遇上一对老夫妇。交谈中,老夫妇得知朋友老家是嘉祥,遂色变,说起儿子才十几岁,就被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名,送到了嘉祥乡下。晚上煮豆充饥,众争食,以手取,结果其子手被烫肿,寒冬腊月,苦不堪言。老夫妇颇有咬牙切齿之态,反复说,“忘不了忘不了,俺儿可遭了大罪,恨啊!”

前不久,从市委党校的房间里,我看到了一出名叫《知青》的电视剧播放广告,不由得一恍惚,心想,这是干嘛?此剧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我猜得出来,这是一部表达“无怨无悔”的电视剧,是呼唤知识青年不但过去下乡,不妨还要继续下乡的电视剧。但愿我猜错了。

“无怨无悔”的论调,早在人们耳旁起了老茧,我也早有话要说。作为一场人类浩劫的亲身参与者,你无怨倒罢,那是你自己的事,怎么就能无悔呢?我多么地希望听到有一种声音:

“为我所参与的恶行,直接的或间接的恶果,我忏悔!”

但是,我听不到。不管是当年的红卫兵或者知识青年,很多人都已陆续成为社会的中坚,老板、领导者、专家。通过报纸电视电台采访,他们安然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向世人传达着种种感慨……不知有多少人,即使不小心揭开了伤疤,露出了红肿,也说不出“我忏悔”三字。

就有这么个人,他幸运地创业成功,面对电视台的主持人,讲述自己开办“知青饭店”的动机:缅怀那段历史。他叫许克友。

这样的一幕被一个寻仇半生的女人黎曼殊意外地看到了。黎曼殊相信在当年自己父母被迫害致死的现场,这个叫许克友的老板是一个参与者。为了寻找参与者,黎曼殊已经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其实黎曼殊偏执的行为也已经毁掉了女儿黎向平。黎向平自甘堕落,为人所包养,恰巧就是这个名叫许克友的男人。当黎向平一旦发现母亲的意图及许克友的来历,立刻决定以自己受害者外孙女的娇嫩肉体来拷问男人的灵魂。

“男人如睡死了,比在古墓中还要安静。”这就是黎向平所能得到的答案。

他们是死的。

二○○二年前后,我写成了中篇小说《死魂灵》。其时我们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历史,而我之所以要写这么一个故事,起初目的尚不是为了反思文革。只是小说的名字使我回过头来,正视了一回我们民族的伤痕。

小说题目确实来自于果戈理的《死魂灵》。对果戈理的这部作品,中国读者可能并不陌生。那一年,我在无聊中,突发奇想,设计了一批以中外名著为题的小说作品,包括《红楼梦》、《局外人》、《八月之光》、《鱼王》、《罪与罚》、《猫与鼠》、《金银岛》、《一生》、《高老头》、《野草在歌唱》、《人都是要死的》、《不中用的狗》、《到灯塔去》等。去济南开会,跟施战军聊天,我说了自己的计划,施战军说,那你能不能写一篇《巴马修道院》?

开会回来,我真的考虑过怎样写《巴马修道院》,但一直到二○○四年,也没写出来。不是真的写不出来,而是想法有所改变。那些冒犯文学大家的小说,陆续发表出来,只是偶尔一篇被杂志社改了题目。其中被我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的四篇小说,给了《人民文学》李敬泽先生,只被留用了《猫与鼠》,后来却没见发出来,我就又给了别的刊物,取名为《游荡乡野间的奇情少年》。

二○○四年在鲁院学习,提起这些与世界文学名著同题的小说,我最初还是很得意的。一个朋友却当面指出,你这样做是亏了自己,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借助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果不是采用文学名著的题目,就凭作品本身,影响可能更大。我还在辩解自己并不是为了借助文学大家的名字,只是为了好玩,有趣。但我已经从内心接受了他的批评,《巴马修道院》随之流产。

这些作品留给了我很大遗憾,我非常希望把那些文学名著的名字甩掉,来得及改的就都改了。比如我写了两个《八月之光》,《天涯》给发了一个,另一个《八月之光》就改成了《万宝的亡灵》。来不及改的,我就很想再发表一次,希望得以全部改正。但事实上已错过了最佳时机。仅二○○三年,我就集中发表了二十几部中短篇,以后再发,即使都有一个恰当的名字,也达不到那种密集度了。

《死魂灵》是发在《上海文学》的,这个小说被《作品与争鸣》选载,配了一贬一褒两篇评论,一个叫《历史不容忘记》,一个叫什么“堕落腐朽”之类的。有人从《作品与争鸣》上看过我的《乡村火焰》,告诉我《作品与争鸣》偶有全部褒扬,《乡村火焰》算一个。即使《死魂灵》有一褒一贬,我也相当欣慰。毕竟作品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而我也实在找不到比“死魂灵”更好的名字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想改为其它。而且我也为这部作品自豪,因为在几乎所有人都忘了我们民族曾经的伤痛时,我不小心揭了一次伤疤。

我能够指望唤醒那死一样的灵魂么?我不能。但我依然要尝试去唤醒,唤醒那些伤害过别人的人的良知,虽然我知道,这是妄想。

忏悔吧!

——妄想。

现实生活中总会有那么多无辜的伤害。将来的某一天,我希望那些不停地伤害别人的人,回想自己曾经的恶行,将有一颗属于一个人的悔过之心。虽然我知道,忏悔?哼,妄想!虽然我知道自己绝非上帝,我也希望某一天,能对他们说,喂,站到我面前来,看着我。

……我知道,妄想!但我将一一记录,就像记录济南那对老夫妇泉水边的咒语。

 

4

 

才三岁的时候,我就是个狂热的小“革命”。爷爷病重在床,奄奄一息,我哪里知道即将失去亲人的悲哀,只顾一刻不停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就连睡觉也要怀抱着毛主席画像,所幸没有尿湿。醒过来依然故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免惹得爷爷忧虑起来,艰难地说:

“别让他喊了,再喊他得疯。”

在我不可遏制的欢呼声中,爷爷溘然长逝。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从来就不记得爷爷的模样。二○○○年底,我写了短篇小说《一九七○年的乡村幼儿》,以纪念这个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的爷爷。

老人坚决不死,而且做到了死而复生了很多次,他要在自己临死前再见到出嫁的女儿一面,但女儿由于夫家成分不好,迟迟不能前来。三岁的孙子无视这人间的生死别离,只把“毛主席万岁”挂在黄口上……老人终于迎来女儿给自己穿上寿衣,女儿未等老人咽气,就又立刻张皇地夺门而去,投身黑暗。在夜色沉沉的原野上,狂奔不息的女儿还能听到一声声给亡灵送行的喊声和一个儿童口齿不清的欢呼。

我认为这个小说文思如歌,舒缓靡丽,插入的《小槐树》歌谣也助其忧伤迷人,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作品之一。二○○一年春,我带着发表这篇小说的《延河》杂志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创会。那天的晚会上,遇到了《小说选刊》的全体编辑,我犹豫了几次想把这篇作品介绍给他们,最终没有说出口。在这之前《小说选刊》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选载过我的三个中短篇。我承认自己做事腼腆。○四年在鲁院学习,第一次去《小说选刊》编辑部看看,我说自己很不好意思来这里,《选刊》的冯敏先生就说,《小说选刊》都选你这么多小说了,来这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得我更不好意思了。

《一九七○年的乡村幼儿》发表后无声无息,一有机会编集子,我就收了进去。依我的本意我更希望选择一些与之类似的更有诗意的作品,但考虑影响,那种表达更为直接强悍的作品就占了更大的比例。小说集叫《王树的大叫》,是山东省作协编的。如果不是这个小说集,估计没几个人能看到《一九七○年的乡村幼儿》。山东大学有个文学硕士写了篇《论王方晨小说中“村长”隐喻下的乡村政治》,把它与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作比,评价挺高,肯定也是从这本集子上看到的。

这就说到了许多写作者和某些文学杂志的悲哀。作家创作作品,当然希望拥有读者,但实际上,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创作,只要是发表在各省市那些不知名的文学刊物,大多难逃湮灭无闻的命运,但是发表在省市级刊物的作品,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作品。

这些年来,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就有不少发表在这些刊物上面,比如《庆典》,发表于《春风》,《牛为什么会哭》发表于《小说林》,《去往约塞米蒂》发表于《广州文艺》,等等。一旦它们被选载,影响也就非同一般。二○○○年,我的《王树的大叫》,首发于大庆《岁月》,《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同期选载,还上了《北京文学》“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榜单,入围过“鲁奖”终评,落榜后还曾有人为之撰文叫屈。○三年,《人都是要死的》首发于《红豆》,没想到《长城》也给发了,更没想到几个月后还有一家《辽河》。发于《红豆》、《长城》,没人注意,发于不起眼的《辽河》,反而被《小说选刊》选了。当时我就发现有读者纳闷,《人都是要死的》不是发在《红豆》吗?是不是《小说选刊》弄错了?其实没有弄错。稿子寄给编辑,时间一长,很多时候自己都记不得了,所以才造成这种结果。

在我眼里,没有大刊小刊的区别,哪里顺手就给哪里。《天涯》、《江南》、《山花》、《芙蓉》、《长城》、《红岩》、《百花洲》、《作品》、《黄河》、《绿洲》,等等,这些发表过我许多作品的刊物,虽然不是“国刊”,但我绝对不能视它们为“小刊”。衡量一家刊物办得好坏,要看它是不是发表了好作品。可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即使发出了好作品,也不见得会被人注意。对于作者来说,他们寄希望于被知名文学选刊选载,众多刊物也将作品选载量的大小作为自己的办刊成绩。

受众更广的文学选刊的存在,助于部分作品的推广,但对原创刊物群体却是一种伤害,因为,在原创刊物本来存活现状非乐观的情况下,读者的选择更加倾向于“揽众之精华”的选刊。如何解决原创刊物与选刊的矛盾,值得有识之士为之做进一步探讨。热衷选载和拒绝选载,我认为都不是解决之道。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白发”,原创刊物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刊物“白办”。

《一九七○年的乡村幼儿》就是一部几乎“白发”的作品,但我认为,只要是真正付出诚意的作品,它都将被作者书写很多次,也将被发表很多次,直至长成大山一样挺立的“巨人”。

很难想象那样一个成熟的“巨人”,会像无知的孩子一样,狂热欢呼:

“万岁!万岁!万岁!”

 

5

 

文革时期我还小,对下乡知青了解不多,但我知道,知青生活相对于我们这些穷困的农家孩子,高不可攀,基本上等于天堂。也就是说,知青生活苦,我们更苦。文革结束,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通过这些作品,我才看到了一些知青生活的真相:

普天之下,大家莫不是苦人儿。

一九八八年,我写了中篇小说《再次兴奋》。当时方方有个很好的作品,我认为称得上当代文学经典,叫《风景》。受《风景》影响,我还写过一个中篇《霉菌》。这个作品得到了《山东文学》众编辑的赞赏,我也自认为写得不差,很有些《风景》的意思。由于种种原因,作品最终没有发出来,完成稿后来丢失,最初的手稿跟完成稿有很大差距,这个作品算是不存在了。

与《霉菌》相同,《再次兴奋》也写到了文革。《霉菌》中写了从被迫害家庭中走出的流浪儿“我”,一步步沦落为杀人犯的经历。《再次兴奋》则写了一对回城知青对生活热情的丧失。《霉菌》以现代小说的手法,细致剖析了“我”犯罪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霉菌”二字大有深意。《再次兴奋》中的男女主人公,历经疯狂扭曲的岁月之后,无法抵挡生命的幻灭感,身与心萎靡困顿。

要知道在我写这两部作品时,才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青年!我为什么对如此沉重的话题感兴趣?不得不说,这与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那是一个充满文学野心的时代。西方现代哲学、文学艺术、社会思潮汹涌而至,似乎为作家完备了构筑宏伟文学殿堂的各种材料。一个文学青年,不看几本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爱文学。如今偶尔翻检出当年读过的哲学、美学书籍,看那书页上了留下的心得,自己都不晓得其真义了。《老井》、《小鲍庄》、《棋王》、《爸爸爸》、《妈妈妈》、《红高粱》、《透明的胡萝卜》、《绿化树》等等,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样本。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批判,对现实、人生和命运的冷峻思索,无疑给文学赋予了一种悲剧般的庄重感,同时,大批作家也热衷于文学形式的出新,以文学探索者的姿态,纷纷写出了具有先锋意味的文学佳作。

我的《霉菌》自然也糅合了现代派小说的因素,梦境与现实的交替,大量潜意识描写,歌谣与诗体的穿插,颓废的场景设置,等等。应该说具有鲜明先锋特征的文学作品在山东比较鲜见。当年一位诗歌编辑推荐我的诗歌《通过这双眼》入选一本山东的诗歌选时说:要编山东诗选,现代派部分不能没有这首诗。那本诗集出来没出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写诗不是我的主务,是玩票儿的,但我自信《霉菌》是部真正的先锋派作品。这部作品曾被编辑带到北京,专门请人评论,但最终没有发出来。后来听说在杂志社“除了看大门的没看,所有人都看过”。另一位接触过这部作品的编辑说,幸亏这篇作品没发,不然得挨“批”。这位编辑已调入另一家杂志社。在他调入新单位后,又经手过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绝路》。

相比之下,《绝路》比《霉菌》有更多的社会包含,但较写实。这部作品在编辑部虽然也得到了一致赞赏,也仍然没有发出来。这位编辑对我解释,《绝路》发表后肯定也会惹麻烦,不发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我还太年轻。——非常感谢编辑的好心。要说《霉菌》可能会挨“批”,我倒相信。在稿件修改中,我听从杂志社意见,去掉了类似“我想跟母狗生下一个儿子”,这样的暧昧语言,但它骨子里的虚无迷狂却是掩盖不住的,但我想不出《绝路》会遇到哪些禁忌。编辑指出的一些可怕的事例,似乎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后来,这部作品很容易就被我扩展成长篇小说《老大》,可见它的容量。

曾与直接见证了这两部作品的发现与淹埋的朋友回首往事。朋友感叹,若当时全都发出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毕竟是两部很有分量的作品。

去年在一次颁奖活动上,莫言先生不悭美辞,说,就因为王方晨比他晚两年,名气才没他大。我在台下听了不胜惶恐,但想一想当年的情景,我确实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登场,只不过我刚一登场,黄金时期就猝然中止了,让我连黄金时期的小尾巴都没能揪住。北京那场浩大的政治风波改变了一切,但由于我的生活与时代的脱节,我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我的小说写作,写《霜晨月》哀悼那稀缺的人生自由,写《斑斓虎皮》探人性幽微,曝文化传统的劣根,常常忽然发现一批又一批作家在走红。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那种平白描摹社会现象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细加审视之下,不免觉察到了自己的短板。除了对自己的单身宿舍了如指掌,我不清楚每个家庭里的每扇房门后面,会有多少拐角,我也不清楚如今的乡村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结构。我努力地做着改变,谨慎地调整着自己的创作走向。

一九九六年,我写了中篇小说《生命是一只香油瓶》和《文化惊涛》。尽管我在试图“向外”一些、向“写实”靠拢一些,《生命是一只香油瓶》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仍然具有文化批判的意思,所以在向编辑投稿时,我说这是一部“虚”的小说,而《文化惊涛》绝对地“实”之又“实”。实际上,相对于那些“贴近”现实、罗列现象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文化惊涛》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在二○一一年发表时,它被我更名为更为直白的《等待提拔》。显而易见,我缺少往《等待提拔》所预示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动力。

我的那篇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王树的大叫》,与王安忆的短篇一同入选了《北京文学》的“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后不久,我看到王安忆发表过一次自己奇怪还有作家在写官场争斗之类的言论,猜想她也许是接触过这篇作品。尽管小说表达了对现实秩序的大胆质疑,揭示了官僚制度的“毁人”本质,这类小说写作仍然不可避免地也要接受读者打出的问号,关键是它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质疑。而随着《再次兴奋》更名为《猫狗游戏》,它已经失掉了历史,甚至连主人公生活的年代也极大地模糊起来。

二○一○年,《猫狗游戏》发表于广东的《作品》。在我的有意过滤下,它几乎成了一出家庭闹剧。

一对无聊的夫妇,无聊地游戏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背景。

 

6

 

我把刚写的《祭奠清水》和《正午的气息》两个短篇请朋友看,朋友说,第二个虽然篇幅短,但比第一个更好。

这是我写的两个最为精致的小说。在这两个小说里,我的目光转向了神灵。《祭奠清水》里的美少年,弃离俗世,找到了自己的“清水世界”,以荷花为侣。《正午的气息》里的顽童,屡受成人捉弄,却还是要留在尘世里拼命追逐那个或许并不存在的精灵大叔。

《人民文学》后来发表了《祭奠清水》。《正午的气息》投寄给了当时很熟识的《上海文学》,很快通过终审,编辑也随后要走了它的电子文档。可是,不久,编辑部人员变动,留用稿件退回。我感到极为遗憾,因为如发在《上海文学》,很有可能被人注意到这个味道纯正的小说。那是二○○三年。第二年,我在鲁院学习,揆违已久的《山东文学》约稿,要至少两篇,盛情之下,把它和另一个写于一九八八年的短篇《窥视》交了出去。

一部作品有一部作品的命运,我信了。

“他成了一名小社员。”没有什么能够预示一个人的人生中会出现怎样的奇遇。因为雁来家里成分不好,连学业也不能继续。这样的一名小社员的身份,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庇护自己喜爱的猪。终于有一天,这头猪被生产队杀掉,家家分得了一份猪肉。“俺”贪尝这不可多得的美味,但“俺”娘却又记挂着亲爱的姥姥,让“俺”把大部分煮熟的猪肉送往姥姥的村子。为了让年幼的“俺”省些脚力,“俺”娘托付一个在城里当临时工的光棍捎“俺”一段路,却不知这光棍一直就是像“俺”一般年纪的孩子的噩梦。果然,一路上“俺”对那光棍的恶意防不胜防,最后在岔路口被颠下自行车,打烂了珍贵的猪肉罐子。

雁来的不幸,没有引起“俺”和孩子们的同情,甚至寻机殴打那头带给雁来无限慰藉的瘦猪,也成了孩子们的乐趣,但这不妨碍在“俺”的猪肉罐子摔烂时,一个精灵顶着满头高粱花子,蓦然出现在“俺”的面前。

现实中,常有鬼。常有鬼不期然就跳出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但是,这个和蔼善良的精灵已经看清了一切,低头一口气,让猪肉罐子瞬间复原,也让整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完好如初。也许,我们这个并不让人释怀的人世,缺少的就是这样一口气息。

得,“俺”要追随精灵去了!“俺”要薅他一根胡子来给你看,“俺”的精灵可不是那种丑恶的鬼面孔。

《正午的气息》,这短短四五千字的写作,让我深切感受到了自己对汉字的迷恋。

 

7

 

还是在一九九○年。我刚调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举目无亲,孤苦伶仃。冬天的一个周末,同事小栾邀我去黄河农场他父母家做客。他的父亲是农场场长。我的到来吸引了不少农场职工,其中有个老张,最为健谈。

老张告诉我,黄河农场曾是右派分子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右派都有,人都非常有才,但说打成右派就打成右派了,有单纯为凑人数的,有强行指定的……如同人间地狱。当时还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有一位英语特棒的青年教授,因为在公安部门“帝国主义科”为美国战俘当过翻译,被发配到黄河农场,负责采集大粪。其人倒荣辱不惊,安心于跟大粪打交道。天长日久,很多人渐渐淡忘了他的来历,对他甘心从事低贱的大粪工作充满了极度鄙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让人想起他的特长。农场中学缺少英语老师,就把他要到学校里来。不料,生于农场的学生对英语有种与生俱来的抗拒心理,同时又不认可一个“淘大粪”的人来当自己的老师,所以这位右派的课也就上得一塌糊涂,最终难以为继。恰逢已搬迁到省城济南的山东大学的老友还记得有他这个人,就想法把他调了回去。

我在栾场长家住了三天,脑子里深深刻下了这位不幸的老右派的故事。转过年,我就结合我一位老师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猫王》,把栾场长也给写了进去。作品寄给了河南的《莽原》,受到陈枫主编的肯定。陈枫主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省外编辑之一,曾在《奔流》发过我的短篇小说《笑里沉沦》。因《奔流》停刊,陈枫才又到了《莽原》。

好像是八九月份,单位派我去省作协报送职称评审材料。在省作协人事处,远远看见《时代文学》的房义经编辑慢腾腾走过来,我虽认得出他,但与他不熟,本打算扭头装着不认识,他却迎着我走到我跟前,说,王方晨,你就差一点儿,再使一点劲儿,就能在全国打开。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瞬时让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那一年,我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多发表一些作品,因为我是新来一个单位,需要这些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迟迟不见《莽原》发出《猫王》,就捺不住给陈枫主编写信。陈枫主编回信来,解释说,河南全省只有《莽原》这一家刊物,全省的作家都盯着。怕耽误我的事,就把《猫王》退了回来。

其实,我并没有几家刊物可以投寄作品,《猫王》也就压在了手上。很久之后,忽然想起善良的房义经,想起房义经的那两句话,随即把《猫王》寄给了他。没过几天,房义经就来信对作品大加赞赏,说还从没有一个作家写反右对人的伤害写到了心灵,《猫王》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自己看后非常激动。在信中,他还特意提到了老作家路翎的可怕遭遇。

可是,再见到厚厚的《猫王》稿件却已时隔五年。我顺便去《时代文学》把稿件要回,发现它就摆在主编的桌子上,在一摞稿件的最上面。稿签完整,全是房义经对作品的详细评价。

全国文坛整个文学趣味的改变,已经让我不再指望《猫王》还能正常发表。到了二○○八年前后,从写作《猫王》,已过去十八年之久了。《特区文学》杂志常来约稿,权衡再三把它通过电子邮件发过去。很快,作品发表出来,只是题目被改成了《猫样年华》。没想到的是,《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月报接着就选载了它。这让我的心忽然就动了一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却因社会原因年华虚度,一事无成。这样的失败者,究竟还有多少,肯定没人统计。但我相信,所有的失败和毁灭都是有价值的。所有的失败和毁灭都表明,你们,错了。所有失败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毁掉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生命,也是理想和社会进步的殉道者。我觉得自己在小说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历史观,我以这种新的历史观抚慰着那些已然毁掉的人们的心灵:相对于整个历史长河,你们是值得的。背负咒语的人类正在经受和经受过的所有苦难,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小说结尾已写至人猫不分,最为动人之处可能正是这种童话原型的应用。

二○一一年,我以这篇作品申报了山东省的第三届泰山文艺奖,苦衷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藉此呼唤一下那种关心历史、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品和写作,最少能释放出这么一点点信息。作品首轮满票,二轮、三轮投票所得名次不断下降,终评落选,甚至连好心的房义经也没投它的票,但我不失望。

对人类,我不失望。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感到非常面熟。他看我,我看他,半天,还是擦肩而过。事后,我忽然醒悟,那不是黄河农场的栾场长么?栾场长,你不知道,在我的小说里,你有一个多么温暖的形象!

二〇一二年八月一日 济南 

信息来源: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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